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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州邦津木业有限公司唐宋词人风骨精神?
唐兴于兵戈,两晋南北朝300余年的乱世和游牧民族的血统,让唐王朝的性格更加雄浑大气,也夹杂着一丝丝略带野性的阳刚。
在唐代,陇西贵族和“五姓七望”是朝堂之上永恒的主题,这样的大背景下,文人墨客更像是阳光明媚的春光下街边的小花,姿彩万千,一意争春,却总不是主流。
宋则不同,兵不血刃便换了人间,之后更是以文人立国,“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为好儿”便是这个时代价值观的真实写照,在皇帝亲自劝学的鼓励下,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宋代文人们在广阔的天地间施展游刃有余,也铸就了更为人所称道的文人风骨。
首先,宋代的文人们更加率真。
风景如画的西湖之上,一座小山孤悬湖中,宋代知名的文人林逋便隐居于此。
他以湖山为伴,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。每逢客至,叫门童子纵鹤放飞,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。
高官名士范仲淹、梅尧臣、王随都是座上客,相与唱和。宋真宗闻其才名,赐以粟帛,力邀出仕,但是林逋不为所动,20余年不及市井,白衣而终。终身未娶的他,死后墓中仅陪葬一方自用的端砚和一只玉簪,留下“吴山青,越山青。两岸青山相对迎,谁知离别情?君泪盈,妾泪盈。罗带同心结未成,江头潮己平”的意境和人们对他那份真情的无限遐想。
无独有偶,作为宋词花间派代表的柳永,科举之前自觉才情一时无两,写就《鹤冲天》一首,自谓“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”,不想登科之时,仁宗皇帝一句“且去浅酌低唱,何要浮名?”便断了他的仕途,然而柳永却不以为意,从此纵情于烟花柳巷,甚至以“奉旨填词柳三便”自诩,尽显潇洒率真之本色。
唐代文人则不然。与几百年后的同行们相比,他们似乎不那么光彩。
如李白,不仅算得上诗坛翘楚,在“虚伪”这方面也称得上冠绝群伦。他年轻时为求进身,曾以诗文呈送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,本来这种事儿在唐代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,否则也就不会有类似《近试上张水部》这样的诗句流于后世,可是李邕对李白的诗句不屑一顾,这可惹恼了李白,愤然留下“世人见我恒殊调,闻余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”的诗句向李邕示威。
回过头来,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白就肉麻的送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一首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,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。屡试不第的李白后来被唐玄宗召为翰林供奉,其实这个官无品无秩,更像是皇帝养的小宠物,可是即便如此,李白也是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,屁颠屁颠就去上任了。
可惜,宠物总是改变不了被丢弃的命运,不久李白就被赐金返还。
返还不要紧,诗仙李白可是有了“吹牛”的资本,“贵妃磨墨、力士脱靴”的逸事自此流传开来,其实,杨玉环小姐要在李白被放还的第二年才能被封为贵妃。李白的虚伪可见一斑。
其次,宋代的文人们更有尊严。
自从隋朝改察举为科举,“连中三元”便成为历朝历代传说一般的存在,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,连中三元进士及第的士子共有14人,其中宋朝最多,6人,冯京是最后一个。
《宋史》记载他中状元的时候,还没娶妻,当时的权臣——国丈张尧佐很看好他,想召他为婿,直接把他拉到自己家,还用皇帝吓唬他说“此上意也”。估计这要是放到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之流的身上,高兴还来不及呢,然而这个冯京,鄙视张尧佐的为人,坚决拒绝了这门亲事。
反观唐朝,攀龙附凤、请托举荐之风犹甚。王维年轻时多才多艺,经常和岐王、薛王混在一起胡吃海喝,在一次酒宴上,岐王将他引荐给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,公主听了王维演奏的音乐,让宫婢将王维带入内室,换上华丽的衣服,从此王维不仅高中状元,而且仕途一帆风顺,以唐朝时候的风气而言,想必玉真公主功不可没吧?
第三,宋代的文人们更有气节。
说到文人的气节,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就是文天祥。
他20岁进士及第,理宗钦点为状元。南宋败亡之后,他组织民兵抗元,不幸被俘。在崖山,他亲眼目睹了南宋王廷最后一丝火种的覆灭,然而文天祥始终终于宋室,至死不易其心,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名句。被解至元大都后,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,许以中书宰相之职,文天祥不为所动,宁死不屈,直至身死殉国时,也是面南而拜。他留下的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唯其义尽,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” 成为千古读书人的座右铭。
建炎之后,宋代的文人的表现同样值得赞赏,比如辛弃疾,因为他在诗词方面的地位,平时总是让人忽略他组织义军英勇抗金的一面,金主完颜亮死后,中原地区便陷入混乱,起义的旗帜到处飞扬,此时太平节度使耿京拥兵数万,在山东河北一代颇有势力,辛弃疾在他的帐下任军中掌书记,绍兴三十二年(1162),耿京命辛弃疾携带顺表到南宋,宋高宗在健康接纳犒劳了他们。
然而,辛弃疾刚被封赏之后,耿京却在营里被叛变了的张安国、邵进给杀害,并带领大部分义军投降金军。
辛弃疾此时尽显英雄风范,他带领五十轻骑径直奔取有五万之众的金军大本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张国安的人头,然后带领部下飞速离去,等金人回过神来追赶时,为时已晚矣。而此时的辛弃疾年仅二十三岁!
可惜符离之败后,宋室偏安江南一隅,无心北伐,此时的辛弃疾心中倍感时光虚度,报国无门,“元嘉草草,封狼居胥,赢得仓皇北顾。
四十三年,望中犹记,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,佛狸祠下,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: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?”是他的悲哀,也是他的无奈。四十余年后,直到韩佗胄主政,他才等到了机会,可惜天不假年,辛弃疾再也没能投身与女真的正面斗争之中。
同样是山河破碎,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文人们在做什么呢?
安史之乱爆发之时,李白身在江南,即便不去勤王,至少也可以置身事外,然而李白的表现,却像个利令智昏的投机政客,自以为机会难得,居然投奔永王李璘帐下。
兵精粮足的永王在国难当头之时,不勤王,不抗贼,却准备做孙权割据江南,可谓不得人心。
果不其然,短短几个月,永王大军就被剿灭,附逆的李白也成了阶下囚,最终被流放夜郎。其实,当时表现的毫无气节的可不止李白一人,王维就在安禄山的大燕国做了几年的给事中。
真可谓是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”啊!
第四,宋代的文人们更有社会责任感。
与唐朝文人们大多混个不入流的小官不同,宋代的知名文人们更多的都有着枢廷宰辅,圣眷在身的经历,这就造就了宋代文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博大胸怀和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责任感。
比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王安石,力主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等新法,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,为北宋积攒了雄厚的家底。
在军事上,他实行保甲法,任用王韶等名将,先后收复了宕、叠、洮、岷、河、临(熙)六州,取得了熙河开边的成就,一改太宗朝以来,中原王朝对西北少数民族作战的颓势。
这种作为,是唐朝文人们难以望其项背的。只有有了这种经历的人,才能发出“愿为五陵轻薄儿,生在贞观开元时,斗鸡走犬过一生,天地安危两不知”的人生感慨吧。
即便是罢相之后,为了新法能够继续顺利推行,他也无私的举荐了和自己有矛盾的新党大臣吕惠卿。
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苏轼被贬到琼州时,教化一方,培养出了海南岛第一个进士——姜唐佐。
当时为了表达对姜唐佐对期望,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写了一首诗:“生长茅间有异芳,风流稷下古诸姜。适从琼管鱼龙窟,秀出羊城翰墨场”,没有写完,苏轼与姜唐佐约定,等姜中举之后补齐。
来年姜唐佐果然高中,可惜此时恩师苏轼早已西去,姜唐佐无奈之下,找到了苏轼的胞弟苏辙,流泪请苏辙将这首诗补齐: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不日千人看,始信东坡眼力长”。
这样的胸襟,这样的作为,是游山乐水不登朝堂的唐朝文人们断难企及的。
陈寅恪先生曾说过,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
宋恭帝赵?六岁被俘,送到元大都,成年之后,赵?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之后留下一首诗:“寄语林和靖,梅花几度开?黄金台下客,应是不归来”。
以一介布衣文人之名,为自己的国家画上一个凄美的句号,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算是对300年两宋文人风骨的肯定吧。